□ 李哲
　　清明这天，村子的街头总会涌来许多陌生人，他们像鸿雁归巢般如约而至。锃亮的黑皮鞋，笔挺的衣装，见了村里人便笑着上前寒暄，还礼貌地递烟。年后，那群人再次打破村子的宁静。孩子们常疑惑，传说中的“年”怎么又在清明出现了？平日里他们又躲去了哪里？
　　今年清明上完坟之后，发小们又聚到一起。我说道：“现在对《回乡偶书》特别有感触。咱们生在这里，熟悉每条胡同，对童年往事如数家珍，一直觉得这里是咱们的。可看到孩子们好奇的目光，才明白这里早属于他们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我们真的从“主人”变成了“客人”，谁能不生出几分失落？
　　人不论走多远、爬多高，终有一天要回到这里。小时候不懂土堆的意义，所以无畏；如今懂得了生命与死亡，却也无所惧。我举着酒杯的手腕有些沉，啤酒洒出些许。“现在好好工作，各自奋斗，等六七十年后，咱们再回来做伴，也没什么孤单的。”虽是玩笑话，笑得却坦然，是村子让我生有着落、死有去处，我怎能不感激？
　　一个付姓发小说自己是第二十四世，孙姓发小说是第二十一世，李姓没了家谱，我不知自己是多少代，大概也差不多。我曾留意过村子的历史：这片平原上的人，能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的人口大迁徙。先辈们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河北枣强迁来，按二十岁一代人算，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刚好对得上。
　　李姓祖坟在村子西侧。每年清明下午，我都会踩进松软的麦田，鞋子、袜子常灌进泥土，磕完头后，膝盖上也全是土。爷爷带着水果、熟食和酒瓶走在前面，爸爸、叔叔跟在后面，我辈分最小，走在最后。从什么时候开始跟着大人上坟的？记不清了，这段记忆像消失了，估摸着是小学时。
　　爷爷跪在幕碑前，先把托板上的碗碟摆端正，再用粗木棍在地上画个圈，算是烧纸的区域，寓意“钱”不外流。接着展开成捆的黄纸，铺成太阳般的圆盘，拿起一摞点燃，一摞接一摞投进圈里。这时，我和叔叔各拿一串鞭炮摆在稍远处，他点一串，我点一串。刹那间，噼里啪啦的声响散开，我捂着耳朵，可在空旷的田野里，它早没了原有的响度。不知这声响能否惊动地下的亡魂，提醒着人间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黄纸飞起时，未烧尽的部分在空中闪着红点，一阵微风就能把它吹散成粉末。多脆弱的火焰啊！它会跟着风继续飞，还是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悄悄落下、融于泥土？火焰将尽时，爷爷倒酒，我们跪下磕头。有时连磕好几个，有时磕一个长长的头，像极了人类早期围在篝火旁匍匐膜拜的模样。那时人们感谢“火”赐予的安全与美味，而今我们怀念那群把“火”传给我们的人。
　　跪在田野里，膝盖陷进泥土，低下头，和麦苗在几秒里共同感受田野的风与温度，这或许是生命里难得的惬意时刻。从前我不理解农村为什么“重男轻女”，望着荒草萋萋的坟茔才有些明白。人活着时，多么渴望死后仍被人惦记。一个人枯萎了，成了一座坟；一座坟枯萎了，就意味着一个家族也枯萎了。如今这类落后思想早已被时代抛弃，这是时代的脚步，也是人们向大城市聚集、脱离土地后的必然结果。
　　当时间的距离拉远，我看不清过去，也望不透未来。爷爷出生于1939年，那时的中国还深陷战火。他十岁那年，新中国成立了，此后的漫长岁月，他始终奔忙在田地里。记忆中有一幕格外清晰：夏日午后，爷爷牵着老黄牛归来，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本分、务实、朴素——这是爷爷身上的品质，也是当时中国农民共有的底色。我爱爷爷，也爱一路走来的新中国。
　　爷爷从来不怕坟。他用枯树枝给附近几座祖坟围上围栏，还在旁边种了些蔬菜。奶奶从不去那儿，母亲也有所避讳，爷爷却觉得无所谓。其实后来我也觉得没什么。如今回老家，我也常溜达到祖坟旁，驻足，发会儿呆。这里埋的是谁？那里埋的又是谁？有些坟，连爷爷也说不上来。爷爷说：“上坟是规矩，是传承，不用分得那么清。”我明白，他们都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都值得我们怀念。
　　我还会想，一百年前跪在这座坟前的人是谁？二百年前呢？岁月无休无止地流逝，命运也循环往复地轮回。清明上坟，站在这里，就意味着又走过了一年，而躺在这里，便过完了一生。百年后，当我们在世间的痕迹被彻底抹去，寂静得仿佛从未来过，那我们该如何证明自己存在过？这真是个难题。
　　那些有天大本事的人最终归于尘土，那些天大的事最终也成了一阵沉默的冷风。时间的快，不只是每日太阳的东升西落，我早已察觉到生命的仓促与短暂，于是只顾拼命从本就抓不住的时光里，打捞些有意义的事去做。可怎么活才算有意义？每年清明走进麦地，我都带着不同的答案“告知”先祖，祈愿能得到“他们”的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