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廷伟
　　给大家出个谜语吧：“方正沉沉一块砖，胸囊字词万万千。学者请教叩门来，慷慨相助解疑团。”或许你已经猜到了这则谜语的谜底：字典。我真正拥有一本《新华字典》那年，只有十岁。时隔四十多年，这本字典的来历我仍难以忘怀，这本打折的简装字典，虽不及旁人的字典崭新厚重，却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在我贫瘠的童年里扎了根，在往后数十年的读书与人生里，长出了遮风挡雨的绿荫。
　　我们家祖籍商河县，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兵燹战乱，民不聊生，乡间小路上经常见到衣衫褴褛、步履蹒跚、拖儿带女逃荒的队伍。父亲不满周岁就随着亲生父母到处逃荒要饭。他们一路向南，渡过滚滚黄河，因为黄河以南的齐东县一带生活条件相对好些，可以走门串户地讨饭，凑合着喂饱肚子。
　　早晨，祖父祖母就分头出门讨饭，傍晚才能回来。为了防止孩子走丢，或者被个别富裕人家放出来的恶狗咬伤，他们白天把孩子们安顿在一处相对固定的地方，岁数稍大些的伯父、姑姑轮换抱着我的父亲，细心照看他。听姑姑说，有年冬天，雪下得齐膝深，她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裹在弟弟身上，自己冻得嘴唇发紫，还是强撑着去一户人家讨了一碗热米汤喂弟弟。后来父亲被村里的养父母收留，才算有了个能遮风的屋檐，可“苦”字像刻在了他的骨子里——直到我记事时，父亲吃饭仍要把碗底的米粒舔得干干净净，穿破的衣服总要缝补三四回才肯丢。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岁数尚小，最盼的就是春节。正月初十之前走完了当地的所有亲戚，父母就会领着我们回商河老家给长辈拜年。天微微发亮，父母便用手推车推着我们出门，进老家村里时已经是炊烟四起，暮色四合了。
　　那是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大伯、二伯家的哥哥们会攥着我的手，带我去村头的麦场放鞭炮；大娘、嫂子们在灶房里忙活，掀开锅盖时，蒸腾的热气裹着红薯的甜香扑面而来。那时，奶奶已经去世多年，爷爷则会把我拉到暖煦煦的热炕边，从棉袄内袋里摸出一块用手帕包着的水果糖，看着我含在嘴里，眼角的皱纹都笑成了花。
　　这样的幸福总像偷来的时光，走得格外快。俗话说“春脖子短”，父母心里装着生产队里的那些农田——土地需要修整、春灌、翻耕、施肥、播种，要是误了农时，是要遭人耻笑的——何况父亲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勤快。每次要走时，爷爷总拉着父亲的手不肯放，嘴里念叨着“再住一天，再住一天”，父亲、母亲红着眼眶点头，转过身却还是要催我们收拾东西，唯恐我们几个玩心太重，丢三落四。
　　随着我们年龄渐长，爷爷也去世了，可我和大姐对老家的念想却越来越深，总缠着父母要回去。那时，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每天天不亮，就要提前去地头等人、派活，母亲则要喂猪、洗衣、做饭，家里的活儿忙得脚不沾地。有次放秋假，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跟母亲商量：“孩子们这么想回老家，要不就让他们秋假去老家住上几天吧？”母亲摇了摇头，手里的针线活都停下了：“他俩才多么大呀？要过黄河，坐船、走土路，路上万一出点事可咋办呢？我不放心。”
　　我们知道母亲的顾虑，却还是不甘心。那些天里，大姐放学回家就帮母亲喂猪，我则抢着扫地、擦桌子，吃饭时还主动给父母盛饭，软磨硬缠了好几天。母亲架不住我们隔三岔五地乞求和可怜巴巴的眼神，最终还是松了口，只是前一天晚上忙到半夜：她把我们的旧衣服都找出来，在领口和袖口缝上补丁，又烙了几张葱花饼，每张都裹了油纸，塞进布包里——那是我们路上的干粮。父亲则去邻居家借了辆笨重的国防牌自行车，把车胎的气打得足足的，还在车后座绑了个小木板，怕我坐车时间久了硌得慌。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母亲就把我们姐弟叫醒，又反复叮嘱：“过黄河时要跟紧船家，别乱跑；到了济阳县要是有点难事，就去大堤下面的王家圈十字街上找祖父的朋友；路上不要贪玩耽搁时间，天黑前一定要赶到老家……”父亲则推着自行车，送我们到村口的大树下，看着大姐骑上车，我坐在车后座，还不忘对着我们喊一句：“路上慢着点，别羞口，有事就找大人问！”晨光里，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变成两个黑点，我还趴在大姐背上，使劲挥着手。
　　那是大姐第一次带着我骑这么远的路，她十六岁，还是个孩子，力气又小，骑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歇口气。我们沿着土路走，路边的野草长得比我还高，偶尔有风吹过，玉米叶子被刮得沙沙响，吓得我紧紧攥着大姐的衣角。上午九点多，终于到了黄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翻着浪，我心里又怕又兴奋，大姐拉着我的手，紧紧跟着船家上了渡船，船晃得厉害，她就把我护在怀里，小声说“别怕，有姐呢”。
　　好在一路顺风，我们也没去麻烦祖父的故交好友，到达这趟路程的中间——济阳县仁风公社驻地时，正值中午，葱花油饼的香味直往鼻孔里钻，我们坐在路边的树荫下，拿出葱花饼，饼还带着点余温，咬一口，满嘴生香。等我们到老家时，天已经擦黑了。推车进门时，正在打扫庭院的二伯父看见我们，赶紧跑过来，一把将我抱起。伯母则拉着大姐的手，摸了摸她的脸：“这孩子，骑了这么远的路，累坏了吧？”那天晚上，二伯父家煮了一锅红薯稀饭，还炒了一盘鸡蛋，我和大姐吃得狼吞虎咽，觉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饭。
　　在老家的半个多月，是我童年里最难忘的时光。每天清晨，我跟着伯父们去村后的菜园浇水，跟着姑姑们去赶集、走亲戚；晚上没事，我就坐在二伯父家的椅子上，看他批改学生白天的作业——二伯父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教三、四年级的语文，他的桌子上总放着一本卷了边的《新华字典》，遇到学生不认识的字，他就随手翻开字典，一个一个地教。有一次我看见“朦胧”两个字，随口问二伯父怎么读，他没直接说，而是把字典递给我：“你看，先查部首‘月’，再数笔画就能找着。”我照着他的话做下来，真的找到了，那一刻，心里像开了朵花。
　　转眼间，秋假很快就要结束了，到了该回家的日子，我心里满是不舍。那天早晨，二伯父和伯母早早就起了床，伯母给我们装了几个热乎乎的肉包子让路上吃，二伯父给父亲准备了一小塑料桶的老家白酒，最后又从口袋里摸出来一元钱塞给大姐：“你俩拿着过黄河的时候坐船用吧！”大姐赶紧摆了摆手：“我们有钱，您别给了。”二伯父却不依，硬把钱塞到我手里：“拿着，回去了买本字典吧。你爱认字，有本字典，以后遇到不认识的字，就不用总问人了。”
　　我想起在学校的光景：班里只有班长有一本《新华字典》，每次我遇到不认识的字，都要趁着课间去找班长借，有时班长不耐烦，还会说“你怎么总借我的”。有一次，老师让我们用“蜿蜒”造句，我不认识，又不好意思再借字典，只好低着头，被老师批评了一顿。想到这些，我捏着那一元钱，半推半就地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把那一元钱揣在贴身的口袋里，生怕丢了。回到家没几天，正好赶上镇上的秋季物资交流会，街上挤满了人，有卖布料的、卖农具的，还有卖各种吃食的小摊。我拉着母亲的手，用力拨开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奔新华书店外摆的那个书摊。在一摞摞整齐摆放的书籍当中，看到了一本简装的《新华字典》——封面是浅绿色的，营业员说这是打折处理的，只要七角钱。我赶紧把那一元钱递过去，人家找回我三角钱，我捧着字典，像捧着宝贝似的，顾不得和母亲一起，自己一路小跑着回了家。
　　那天晚上，我把这本字典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欣赏：扉页上面印着“新华字典”，下面则印着“商务印书馆”的标识，里面的小字密密麻麻，每个大字都有拼音、部首、解释，还有例句。我翻到之前不认识的“羞涩”“蜿蜒”，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心里美滋滋的。从那以后，每次遇到不认识的字，我都先查字典，再也不用去借别人的字典了。有时同学来问我字，我还能拿着字典，教他们怎么查，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又参加了工作，买过不少书：有厚厚的《现代汉语大词典》，有精装的《成语词典》，还有电子版的词典APP，可那本浅绿色封面的《新华字典》，我一直没舍得丢。它的封面已经磨得起了毛边，书脊处用透明胶带粘了又粘，里面的纸页也泛黄了，有些页面还被我小时候的墨迹染黑了，可我还是把它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那年秋假，大姐骑着自行车带我走在乡间土路上的光景，想起二伯父把一元钱塞给我时的眼神，想起捧着字典回家时的欢喜。它不像别的书那样，能给我讲精彩的故事，却像一位沉默寡言的老师，在我迷茫时给我指引，在我需要时给我帮助。如今我已到中年，尝过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再翻开这本伴我半生的字典，就像独饮一杯陈年佳酿：初入口时，觉得平平淡淡，可细细品味，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回忆——父母的牵挂、姐姐的守护、二伯父的疼爱，还有童年的渴望与欢喜，就会慢慢涌上心头，化作一抹清香，沁入肺腑，熏透全身的每一个毛孔，让我久久地沉浸在甘美的回味里，舍不得醒来。
　　这本字典，早已不是一本普通的工具书，它是我童年的印记，也是亲情的见证，更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盏灯——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它，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
　　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