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鼓AI戏生（成资图料片图）

    东路梆子（资料图）

    吕剧（资料图）

　　
　 晚报记者 孙洪师 通讯员 周 杰 舒 娜
　 滨州作为黄河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其文化形态与黄河文化的关联深刻而多维。纵观历史，黄河流经范围北至天津海河，南达淮河，纵横25万平方千米，对黄淮海平原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影响巨大。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大江大河三角洲相比，黄河三角洲地域的多变性是其显著的特点，也带来黄河三角洲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根据《黄河三角洲文化发展论纲》一书描述，渤海的眷恋、黄河的哺育，赋予黄河三角洲丰饶的物产和充足的资源，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黄河三角洲人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成为黄河文化和齐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历史文化、兵学文化、民俗文化及名胜古迹和自然生态文化异彩纷呈、影响久远。
　　目前，滨州市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54处，其中有惠民魏氏庄园、邹平丁公遗址、博兴龙华寺遗址、博兴丈八佛、沾化杨家盐业遗址群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拥有董永传说、滨州剪纸、吕剧、渔鼓戏、谷子秧歌、泥塑、草柳编、胡集书会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清河镇木版年画、惠民泥塑、东路梆子、扽腔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山东大学郑杰文教授研究，夏商时代，黄河三角洲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史前文化聚落，并出现了爽鸠氏、季荝、逢伯陵、蒲姑氏等地域中心部族，他们在此地生息、繁衍，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史前黄河三角洲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两周时期，黄河三角洲区域被纳入姜齐势力范围而最终成为齐国属地，黄河三角洲文化迅速融入齐文化圈，成为齐文化的一部分。当时，鲁地礼乐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诸种信条、齐地开放文化中的尚实求变精神、燕地尚贤文化中的礼贤下士思想、赵地侠义文化中的慷慨仗义之风，都对黄河三角洲文化产生过多重影响，使此地出现了诸多文化名人。如以《孙子兵法》名世，而后辅佐吴王成就霸业的先秦兵家代表人物孙武；隐居於陵而绝齐楚聘相的“於陵学派”创始人田仲；疾呼“义不帝秦”、又劝降聊城燕将而后隐居少海的义士鲁仲连等。在他们的思想学说中，体现出多种地域文化融合的印记。
　　秦汉起，黄河三角洲文化受中央文化影响融入汉文化圈，出现了诸多通经致用的经学名家。如从伏生到同郡人张生，到千乘人欧阳和伯及同郡人倪宽，再到欧阳和伯之子及曾孙高，形成了一个显赫的今文《尚书》“欧阳学”，对西汉学术乃至西汉政治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横扫中原，适应了乱世寻求精神寄托的需要。黄河三角洲故地佛寺林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经过文化融合，黄河三角洲文化汇入汉民族文化发展的洪流，在广纳博采中原文化（主要是经学文化以及外来的游牧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基础上，黄河三角洲文化呈现出斑斓丰富的色彩。
　　明清以降为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开发兴盛期，历史上黄河改道引发的多次移民潮，造成了滨州移民文化的交融，形成了兼容和谐的群体主义精神，不畏艰难、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忠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宽厚忠孝的仁爱精神。
　　为改变土地荒芜、少人耕种的状况，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等地大规模移民至黄河三角洲。清末民初，黄河三角洲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灾民、贫民源源而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曾先后多次有计划有组织地移民黄河三角洲。黄河三角洲退海之地以它的无限生机容纳着外地移民，黄河三角洲居民也以宽阔的胸怀接纳着新移民。大家彼此平等，无贵贱，无积怨，共同奋斗，用双手共建美好家园。兼容和谐的群体主义精神，使得他们团结友爱，相互帮助，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面对“善淤、善决、善徙”著称的黄河，先民们在“洪水横流、人畜漂流、庐舍为墟”的残酷现实面前，一次次为生存和发展而与自然抗争，磨砺出不畏艰难、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发展出适应性的生存技术，治理盐碱地、推广耐盐作物，建设“因势利导、人水共生”的引黄灌区水利工程，实现了从“人定胜天”到“生态共生”的转变，体现了对黄河从畏惧到对话的认知升华。
　　这种不畏艰难、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激励着一代代黄河儿女。作为在邹平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精神永存于后人心中，启迪着这里的人们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为国家民族甘于奉献。
　　上个世纪，义和团决战于黄河岸边的双台村，给洋人和清廷张勋的“辫子军”以沉重的打击；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诞生在高渡村，“八四暴动”震动全国；抗战时期，这里开辟了冀鲁边和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不屈不挠、艰苦奋斗、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老渤海传统，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同时，在儒学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宽厚忠孝的仁爱精神，如二十四孝之一“卖身葬父”的董永；一生忧国恤民，客死救灾路上的清朝咸丰帝师杜受田等。蔚然成风的民间向学思潮，使得这里出现了较多文化望族，如出过“七巡抚、八侍郎、九封光禄；三翰林、五资政、十朝邦禁”的无棣县（海丰）吴氏家族和“一门十二进士，父子五翰林”、“一门之盛，甲于天下”的滨州杜氏家族。
　　依赖于“母亲河”的润泽，生活在黄河三角洲的人们生存繁衍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特征都受到了所处地域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从而打上了区域因素深深的烙印，黄河三角洲文化更是以其鲜明的地域特征而在黄河文化的诸多组成中独树一帜。她的滥觞、形成、发展、流变的过程，是黄河文化的演变缩影，也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黄河文化多元性的无穷魅力。
　　黄河三角洲区域文化不但源远，而且流长，并且始终传承着，至今一直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影响，成为丰富多彩的中华区域文化的有机组成者和有力证明者，她传承着黄河文化的勃勃生机和活力，并将以更为璀璨的发展凸显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应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