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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久的师范文脉
　　惠师文脉赓续于1904年的武定师范讲习所，讲习所的前身是明清时代的武定试院所在地（地址为惠民师范原校址），此地可谓是人杰地灵，武定试院走出了诸多的名人，比如，清代的大学士李之芳，滨县的杜氏家族，无棣县的吴氏家族，阳信县的劳乃萱就出自于武定试院。1904年，也就是清光绪三十年，武定试院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将试院改建为武定师范讲习所（地址为原惠民师范校址）。创办了惠民一带第一所师范学校，为清末民初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为当地的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09年（宣统元年）建立武定初级师范学堂，校址在原敬业书院西面房舍（东面房舍为中学堂地址）。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将武定府师范讲习所改建为惠民教员养成所（校址在今老县委处），由高昌荫任所长，宋连芬等为教习。到了1916年又更名为惠民县立师范讲习所，校址在文庙戟门前院（今老县委处），高昌荫仍为校长。1931年6月，又改立为山东省立第六乡村师范学校，校址设惠民县城（今府衙原惠民县老粮食局处），由常子中任校长。1933年，又更名为山东省立惠民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又称惠民乡师，地址为府衙，原惠民县老粮食局处），由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生王绪兴任校长。
　　梁漱溟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有极强的民族正义感和民众意识，为政开明。他留学欧美7年，有深厚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功底，又重于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熟悉教育规律。任职期间，他一方面端正教育方向，倡行民众教育；另一方面力争加大教育投入，调整教育布局，网罗教育人才。在重视普通师范教育的同时，积极推动建立乡村师范、简易师范、师范讲习所等教育机构。梁漱溟、何思源亲临惠民乡师指导，为惠民乡师文脉赓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引领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京卢沟桥挑起战端，大举南侵。日本侵略军攻占平津后，山东首当其冲。1937年9月，日军尚未渡过黄河时，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通知全省各县教育科及各中等以上学校组织教师、学生南下流亡，目的地暂定河南许昌。1941年，中共清河区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恢复师范教育，借用惠民乡师滞留下的师资力量在博兴一带创办清河师范学校（校址在博兴境内），由相炜任校长。1942年7月，为纪念抗日阵亡烈士马耀南司令，清河区将清河师范学校改为耀南中学（校址仍在博兴），刘冠甲任校长。1944年1月11日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行政区，建立中共渤海区党委和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为加强干部教育，渤海区委决定，将耀南中学与建国中学合并，改称“耀南公学”（校址在博兴境内）。1945年8月全区解放后，为发展教育，培养师资，“耀南公学”迁往惠民中学（地址为原惠民师范校址），改称“渤海公学”，陈梅川任校长，刘冠甲任副校长，设师范班。
　　1948年6月，华东局在青州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师范教育，由渤海区负责实施。渤海区积极落实这一重大决策。并派渤海区行署教育科长关锋及李青田、王靖，还有渤海公学副校长刘冠甲等负责筹建。经数月紧张筹备，在渤海日报刊登招生简章，并面向全区招生。于1948年10月15日暂借惠民城东北马画匠村的旧庙和民房作为临时校址，正式开课。在12月17日举行开学典礼，校名初为“渤海后期师范”，由关锋任校长、李青田任党支部书记，刘冠甲任副校长，王靖任教务主任，当日，亦定为惠师“校庆日”。入学后，学生学习及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初招6个班，学生312人，学制分为一年制和二年制，学生所用教材，部分使用晋察冀边区的初中课本，部分自编。
　　1949年春，渤海后期师范学校迁至惠民城内西门街，6月迁至渤海公学校址，也就是原惠民师范校址，至2003年并入滨州师专前，校址未变。
　　1950年5月，惠民专区成立后，“渤海后期师范学校”更名为“山东省立惠民师范学校”。1952年春又改为“山东省惠民师范学校”。1967年曾改为“东方红学校”，1971年恢复原名。到1998年底，该校有教职工119人，在校生970人。为鲁西北地区第一所规范化中等师范学校，跨入省级先进学校行列。
　　建校后，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1968年后实行工宣队指导下的革委会主任负责制；1976年后，实行党支部领导下的革委主任负责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增设校长办公室；1980年恢复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下设教务处、总务处和校长办公室。
　　2002年，市委、市政府根据教育形势需要，做出对滨州市中高等学校整合的决定。
　　2003年2月，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惠师、博师两所师范并入滨州师专提上议程，第一次提出包括教育学院、电视大学及惠民师范、博兴师范“由五点办学为一点（滨州师专）集中办学”。2003年6月，惠民师范变更为滨州师专惠民分校。2004年5月，滨州师专升格为滨州学院。
　　2004年10月，惠民师范学校和博兴师范学校整体迁入滨州学院，2005年2月，原惠师和博师组建滨州学院初等教育学部。同年，教育科学系成立。2006年9月，初等教育学部更名为初等教育学院。2011年6月，滨州学院成立教师教育学院。2013年12月，初等教育学院并入教师教育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以“博学、笃志、切问、近思”院训为指导，以教师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己任，统筹兼顾教师教育的学术性和师范性，探索新型、开放的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基础教育输送“爱教、能教、乐教”的合格师资。
　　红色的基因传承
　　中共建党初期，就为惠师种下了红色基因。1926年7月，济南第一师范学生、共产党员苏亦农（又名苏登元，惠民县梁家乡朱苏庄人）受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遣，到惠民县师范讲习所任教，开展党的工作，成为最早进入境内的中共党员。1926年7月，由惠民师范讲习所教师苏亦农和省立四中学生邵之镜共同创办的《红光》，为不定期刊物，油印，以歌颂光明、抨击黑暗为办刊宗旨。《红光》创刊号一问世，就以鲜明的主题、深刻的笔调展现在读者面前：封面上刻印着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象征着光明即将到来；刊内发表了邵之镜写的小说，以明快笔触、细腻情节，描写了一位农村姑娘的悲惨命运。字里行间揭示了这样一个哲理：唯有不怕邪恶，同黑暗抗争，才能握住本来属于自己的命运，到达光明的彼岸！《红光》的出刊，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30年代初，上海谭正壁编纂的《全国刊物简介》中，《红光》就被列入其中，并注明出版地址为山东惠民。
　　山东省立第六乡村师范学校创设之后，正处于东北沦陷时期，是时师生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每逢国耻纪念日，教员缩食、吃粗饭等。有一名教师是东北人，每到“九·一八”这天，不出房子，不吃饭，含泪怀念家乡。1933年春，学生建立了“读书会”“新文字学会”“学生会”等进步组织，阅读革命书籍，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1936年，乡师学生踊跃参加了各地开展的援绥抗日活动，组织街头宣传，自动募捐，慰问察绥抗日将士等。“西安事变”以后，学生奔走相告，连夜开展辩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遍及全校，在黑板报上公开写出：“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的醒目大字。杨震亭老师在学生中宣讲国共合作的背景及重大意义，赞扬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在各进步团体的影响下，学生中的进步力量逐渐扩大。
　　1936年秋，因校方翻查进步书籍，监视阻挠师生中的进步活动，激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当即罢课。在校内、街头张贴标语，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这（指校方的一些暴力手段）算不算爱国教育？”校方面对学生的义正辞严，哑口无语，但仍继续采用暴力，开除学生张建勋等两人的学籍，另有几名学生被记过。学校当局为了尽快平息此次学潮，是年冬提前放了寒假。1937年初，开学时又勒令几名进步学生退学。
　　1937年夏，国民政府山东省教育厅为破坏惠民乡师和平原乡师的革命活动，下令将平原乡师和惠民乡师两所学校教师对调。校长熊秀山带着张寿民等一批教师由平原乡师来到山东省立惠民乡村简易师范学校，中共党员刘顺元、刘青林、马霄鹏相继到惠民第六乡师任教，在中共鲁北特委领导下，进行抗日宣传，发展党的组织，马霄鹏于9月在惠民乡师建立了“民先”组织和共产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惠民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不久，就发展了刘洪恩、万晓塘、吴可杰、孙泉祥、刘桂阳、于镜清、李书亭、聂兴汉、王大昌、刘思清等十余名党员。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侵。1937年9月，惠民乡师南下流亡。流亡前，中共地下党组织于一天深夜，在学校礼堂内召开会议，鲁北特委书记赵明新传达了共产党北方局的指示，号召“每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会后，万兴诗、刘洪恩、孙泉祥、李书亭、于镜清、王大昌、聂兴汉、刘桂阳、刘青林、姚思清诸人分赴惠民、阳信等地，组织乡农学校，筹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流亡中，惠民乡师、惠民四中等学校组建临时党支部，马霄鹏任书记。1937年11月11日，马霄鹏按照党组织指示，将“民先”队员孙殿甲、李元清、杨震霆、吴可杰(地下党员)、王仁恭、聂兴汗等青年学生共九十余人送往山西临汾八路军115师入军校学习。刘锡庚、李秉剑、牛斐然、孟昭义等24位同学先逃到徐州，再逃往开封，同难民一起在街头流浪。12月中旬，他们在开封龙亭经前任校长王绪兴介绍，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将他们送往泾阳县安吴堡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从此，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南下过程中冯子彬和部分同学弃笔从戎，离开乡师，进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其余大部分师生西迁，与山东其他流亡中等学校合并为国立第六中学，校址在四川绵阳、梓潼等县区，其中梓潼为国立第六中学第一分校，学生均为山东流亡学校中师范学校的流亡生。流亡过程有的师生奔赴了延安，有的在当地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有的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大部分师生成为我党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干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至1948年，成为中共渤海区领导下的师范学校，继续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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