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洪卫
　　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在用行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会联想起自己的父亲。他为人真诚、做事认真、不骄不躁，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了人生的美丽答卷。
　　父亲靳树常，1928年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一名老党员。父亲能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投身革命，与他早年接受先进思想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说起来，这应归功于我的爷爷。为了能让父亲和叔叔上学识字，爷爷抛家舍业一个人从山东去了东北，在那里出苦力做劳工，挣了钱就寄回家里，父亲才有机会上了几年私塾。因为有了文化，认准了革命的意义，后经地下党介绍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组织上看到父亲有文化，字也写得好，将他分配到原中共渤海区党委工作，两年后又到新设立的惠民地委（现滨州市委）工作，先后担任通讯员、秘书、档案员。父亲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做档案工作时，由于精心研究业务，整理的资料规范、标准，还将经验撰文刊发于《档案工作》，引起了组织上的重视。
　　1959年6月，父亲作为淄博专区（与惠民地区合并）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会上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亲切接见。父亲说，本来毛主席那天也是准备接见与会代表的，后来因临时会见外宾不能来了。未能见到毛主席，成为父亲一生的憾事。这次会议之后，父亲把周总理的谆谆教诲铭记于心，全身心地扑在档案事业上。那时，档案局的人手少，除要完成本局的工作任务外，还负责全区12个县及地直各部门档案的业务指导，工作量特别大，加班加点是寻常事，在家里很少能见到父亲。父亲的敬业精神获得了上上下下的一致好评。1965年，父亲被任命为惠民地区（现滨州市）档案局副局长。组织上的信任，是对父亲莫大的鼓舞，他始终牢记党的教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求大家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几十年来，父亲坚持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1959年6月底，省档案局根据工作需要，发函调父亲到省局工作。当时的地委秘书长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够留下来，继续为档案事业发挥更大作用，父亲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且一干就是20余年，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被同行们誉为“活档案”。1982年8月，惠民地委调整充实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将已主持地区档案局工作多年的父亲调到该部门任副主任。同事们劝他到组织部门反映一下情况，毕竟在此工作了2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不然的话，也该让组织上给自己调整一下职务。父亲对大家说，为了个人的事，我从未找过组织部门。只要组织上决定了的，咱就无条件地服从。
　　在我的记忆中，不管是在何种岗位上，父亲都是一个特别忙碌的人，总有着干不完的工作，待在家里的时间少之又少。那是1965年的初秋时节，父亲已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了，母亲说是去外地出差了。一天，我与同院的小伙伴们徒步到乡下郊游，却意外地在一片玉米地里见到了父亲。只见他头戴斗笠，额头上淌满了汗水，正与社员们一起收割庄稼。我十分纳闷：父亲离家这么近，公家还配给他一辆自行车，怎么就不回家呢？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兼任原滨县蒲城区委副书记，平时住在宋黄村，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及时准确地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努力改善群众生活，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工作，父亲骑着自行车在村里和区上两边忙，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不回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信访工作。为了及时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父亲全力投入到信访案件处理工作中去。对于群众的来信来访，父亲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去解决，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位群众的心坎上。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就联系相关部门尽快予以解决，并加以督导和落实，让群众满意。父亲务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群众的认可，许多群众慕名找到父亲解决问题，吃饭时间、休息时间也被繁忙工作占用去了。有的群众没钱吃饭，父亲就直接领到了家里，如同亲人一样对待。父亲认为，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不用真心对待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要我们干什么呢？
　　文革中，父亲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母亲和我、弟弟也由城里遣返原籍落户。家中无房居住，盖房期间，父亲没能请一天假帮忙，是母亲靠着亲戚和乡里乡亲盖起来的。爷爷病危时，几次电报催促，父亲也未能见上爷爷最后一面，这让父亲的心里十分内疚。可是，一开始干工作，父亲就全然不顾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受错误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干与不干一个样的情况，有的人上班不积极，工作时间忙私事、家事，父亲却不为所动。为尽早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由于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父亲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住进了医院。结果，病还未痊愈，父亲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去。
　　计划经济那会儿，机关人员涨工资是按百分比分配名额，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表现，经大家评议确定人选。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大家推荐的对象。然而，父亲考虑到几位家属在农村的同事，孩子多、负担重，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父亲曾先后几次把涨工资的指标让给了他们。久而久之，父亲的工资反而比别人低了许多。对于家庭生活出现实际困难的同事，父亲除带头捐款外，还协调民政部门予以救助。每年的评先树优，父亲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奋斗的同事们；遇到分自行车票、缝纫机票、手表票时，父亲也是先让大家选，把自己放在后面。谈起这些事儿，那些与父亲共过事的老同志们说，像你父亲这样不摆官架子，工作干在前，吃苦走在前，不计个人得失，勤政为民，公而忘私的党员，真是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作为党员，父亲考虑问题先从国家利益着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母亲在北镇（现滨州市）一家国营企业上班。当填写招工表时，父亲担心母亲身体吃不消，影响工作，就把名额退回到了厂里，母亲从此也就没了编制，各项福利待遇全没了。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干了一辈子的临时工，吃苦受累只有她心里清楚。到了晚年，母亲靠着父亲的遗属补助生活，从最初的几百元到后来的千余元。提起此事，母亲总是忘不了感谢党的关心关怀，她是带着幸福与满足离开人世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史资料征集部门刚刚设立，急需写材料的骨干人员。得知我在报刊经常发表各类文章，且具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原滨州市（现滨城区）党史部门便准备调我到该部门工作。在征询父亲意见时，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对我孩子工作上的认可，我很感谢，但我在地区党史部门工作，孩子在下面党史部门工作，这样做，对外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也不利于工作。希望你们优中选优，真正把能担此重任的人才选拔出来，为做好党史工作贡献力量。”我工作调动的事，就这样被父亲给“搅黄”了，但我从没责怪过父亲。我知道他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
　　父亲在工作上高标准严要求，但在个人生活上却十分俭朴。父亲生前仅穿过中山装、国防服，从未穿西服系领带；他长年穿布鞋，有双绿色胶鞋是劳动和雨天时穿的，他的那双皮鞋从我记事起就有了，缝了补丁仍舍不得换新的。就是这样一身装束，父亲在北京受到过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每年去省城学习和开会也从未感到异样——这是因为艰苦朴素是我党大力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教导铭记于心，父亲始终是坚定的践行者。
　　父亲生前从未过过父亲节，或许是当时生活不富裕的缘故，节日大都被人们忽视了。今年的父亲节，谨以此文献给书写人生美丽篇章的父亲，向父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