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
　　我的故乡是鲁北平原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子，可她于我而言，是那么重要。那里有清澈的溪水、蓝蓝的天空，有南街店的老油条和羊肉饺子，有赶会时的热闹和姥姥买的糖人儿，那里承载了我童年的全部美好回忆……
　　西关村在滨城镇的西头，出了村往东走，过了那道老城墙，就算到城里了。
　　像大多数农村一样，西关村没什么特别的，家家户户都是土墙土院，院子里种着槐树或榆树。一到春天，小孩儿们就爬到树上摘榆钱儿吃。夏天的时候，树荫凉凉的，一家人就围着桌子坐在树底下吃饭。吃的也不讲究，晚上多半是面条，或者玉米棒子粥。我那时候不爱吃面条，可也没别的可吃，就端着碗，蹲在门槛上，一根一根地、不情愿地往嘴里吸。
　　我妈说我是个馋嘴的，这话不假。
 　 南街店
　　记得小时候，餐饮业还很不发达，整个滨城镇也找不出几家炸油条、卖豆浆的店。那时候205国道的南头有一个油条店，专门炸油条、卖羊肉水饺，生意好得很。因为那个人的家在南街，我们都管他的店叫南街店。每次在学校考好了，老妈都会奖励我吃顿炸油条。
　　南街店是个半露天的棚子，几根木头柱子撑着，上面搭了油毡。棚子里面支着一口大黑锅，锅里的油咕嘟咕嘟地翻着，冒着青烟。老板是个黑脸膛的汉子，手上、脸上、围裙上全是油。他也不在乎，抓一把面剂子，抻长了，往锅里一丢，“刺啦”一声，油花四溅。面剂子在油里翻滚着，不一会儿就鼓起来了，变得金黄金黄的。
　　排队的人很多。有赶着去上班的工人，有牵着孩子的妇女，还有拄着拐棍的老头儿。大家都伸着脖子往锅里看，像一群等着喂食的鸭子。
　　我每次去买油条，都把老妈给的那几毛钱攥得紧紧的。钱是热的，被手心捂热的。轮到我的时候，把钱递上去，老板用他那油汪汪的手接过去，拿油纸给我包两根，还特意多裹一层，说：“小心烫，闺女。”
　　我捧着油条往回走，一边走一边闻。油条的香味从纸缝里钻出来，钻进我的鼻子，馋得我直咽口水。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撕下一小口塞进嘴里。那一小口，又脆又香，好吃得让人想哭。
　　多少年过去了，现在那个地方早已变成了加油站。每次路过，我都要停下来看一会儿，其实心里也知道，什么都看不见了，可依旧感觉那个棚子还在，那口大黑锅还在，那个黑脸膛的老板还在，仿佛他正对着我喊：“小心烫，闺女。”
 　 城墙
　　城墙是老城墙，土筑的，上面长满了草。春天的时候，草是青的；秋天的时候，草是黄的。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在说话。
　　那时候放了学，我们一帮孩子就往城墙上跑。爬上去，再从上面冲下来，谁跑得快谁就赢了。我跑得不算快，但爬得还算稳当。可有一次，我爬上去了，往下一看，腿就软了。太高了，我从来不知道城墙有这么高。我不敢下来了。
　　小伙伴们在下面一个劲儿地喊：“下来啊！你倒是下来啊！”
　　我不敢动。蹲在上面，抱着膝盖，想哭。
　　后来是怎么下来的？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蹭下来的。手心和脚心全是汗。当脚踩到地上的那一刻，我觉得地都是软的，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可第二天放了学，我又跟着他们爬上去了。
　　可惜，现在的城墙已不同往日，扒的扒，铲的铲，只有上面的野草，还在那疯狂地长着。
　　门楼子
　　听姥爷说，早在明朝初年就有滨城镇了，她还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凤凰城。据说，关于“凤凰城”的得名，除了神话传说，最直观的说法就是四街关的布局：凤冠是东关，又小又短，像高昂的凤凰头冠；凤身是城中心，高高鼓起，如同凤凰丰满的脊背。南关和北关的大街略有弯曲，像展开的翅膀。最后的凤尾是西关，又长又弯曲，如同凤凰拖着的修长华丽的尾巴。
　　记忆中的门楼子是青砖砌成的，有三层楼那么高，是个仿古建筑。夏天的时候，老人们搬了马扎坐在那，摇着蒲扇，喝着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二楼是唱戏的，有青衣，有老旦。那时候我还小，唱的什么也不知道，只记得唱完一曲后，下面的人不停地鼓掌，还有吆喝声，兴奋得很。他们唱的啥，我也不关心，那时候只关心门楼子外面那个卖糖人的老头儿。
　　老头儿的手巧得很。一勺糖稀，在他手里翻来翻去，一会儿就变成一只鸟，一条鱼或一个孙悟空。我每次都会站在他的摊子前看好久，看得入了迷。姥姥就站在旁边等着，也不催我。等我终于看够了，才慢慢抬起头，撒娇地说：“姥姥，你看那个孙悟空那么好看，我也想要一个，行不行呀？”姥姥就从兜里掏出钱来，买给我。
　　我拿着糖人儿，舍不得吃。举在手里看，翻来覆去地看。太阳照着糖人，亮晶晶的，像琥珀一样。可夏天太热了，糖人一会儿就化了，往下直淌水儿。我这才赶紧舔一口，又甜又黏。
　　后来，因为要重建杜受田故居，就把门楼子拆了。从前的门楼子是旧的，青砖上长着青苔。现在的杜受田故居倒是新的，干净了，齐整了，可也不像从前了。
　　从前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回来呢？
　　赶会
　　小时候，最喜欢跟着姥姥赶会了。
　　会不是天天有的。一年就那么几回，有时候甚至好几年才有一回。逢着日子了，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卖布的，卖衣裳的，卖包子的，炸油条的，卖锅碗瓢盆的，卖针头线脑的。还有耍猴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热闹得跟过年一样。
　　姥姥每次都会带我去。她走得不快，我就在前面跑，跑远了又跑回来等她。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用硬塑料绑带自己编的那种，篮子里装着她攒了很久很久的钱。
　　姥姥给我买过糖葫芦，买过炒花生，买过泥人儿，买过小风车。有一回还买了一个用糖吹的小公鸡，黄澄澄的，可好看了。我舍不得吹，拿在手里，可没拿稳，一下子掉在地上，碎了。我哭了好半天，姥姥心疼我，又给我买了一个。
　　姥姥最爱听戏。台上的人咿咿呀呀地唱，姥姥也跟着在底下唱。我坐在她旁边，什么都听不懂，只觉得没意思，就拽拽她的袖子，说：“姥姥，咱去看杂技吧。”
　　姥姥不舍得走，说：“听完这一段。”
　　过一会儿，我又拽她：“姥姥，咱走吧。”
　　姥姥看看我，笑着说：“这孩子。”然后就站起来，收起小凳子，拉着我的手，恋恋不舍地走了。
　　现在想想，当年姥姥连一场完整的戏都没有听下来过，全让我给搅了。
　　三十多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可以把一个孩子变成大人，长到可以把一条土路变成柏油路，长到可以把一个村子变成一个镇。可也短，短到一回头，好像什么都还在。
　　南街店的油条仿佛还在锅里炸着，刺啦刺啦地响。
　　城墙上的草还在风里摇着，哗啦哗啦地响。
　　赶会的人也还是那么多，卖糖人儿的，卖风车的，卖糖葫芦的也依旧在。
　　可我伸手一摸，却什么都没了。
　　从前的事，像一场梦。梦醒了，人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站在这里。
　　站在西关村的地界上，看着变了样的街道和房子，怎么也找不着从前的路了。
　　人家问我，你老家是哪的？
　　我说，西关。
　　人家说，西关在哪儿？
　　我说，滨州。
　　人家又说，滨州啊，我知道，那里现在发展得挺好。
　　我不说话了。
　　我不想说现在。我只想说从前。从前的西关，从前的城墙，从前的老门楼子，从前的南街店，从前的姥姥……
　　可从前的事，说给谁听呢？
　　没有人听，我也要说。说给自己听。
　　故乡忆。忆的是故乡，也不全是故乡。
　　我知道，忆的是那个回不去的童年，那个回不去的自己，那段回不去的往事……
　　那个攥着几毛钱去买油条的小闺女，哪儿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