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莹
　　这个冬天，渤海湾的冷风一直在喊我。那声音从海上来，带着咸涩的潮气，一声一声，催我在第一场雪落下来之前，赶回故里。我应了那声呼唤。风便在前面引路，我在后面跟着，像一粒尘埃在无边的平原上飞奔。我跟着那风掠过泛着青黄的麦地，穿过低矮的土墙，在村巷阡陌间肆意游走。然后，我一眼看见了那口老井。我刚要停下脚步，好好望一望它，风忽然就息了，只余下低低的呜咽，像是谁在很远的地方哭泣，又像谁在很近的地方叹息。
　　这口即将被填埋的老井，深嵌在鲁北平原腹地，紧挨着祖父的菜地，就在村头我们这个姓氏的老坟台子旁边。村中最年长的老人，也已记不清它的生辰年月。没有这口井之前，全村人只靠着村边一条小河沟吃水，日子全看老天爷的脸色。遇上大旱之年，全村老小只能眼巴巴望着干裂的河床叹息，除了初一、十五在老坟台子前磕头烧纸，祈求祖先垂怜降下甘霖，再无半点办法。
　　那时节，为了一沟之水，上下游村子常常大打出手。“战争”多爆发在春灌的节骨眼上，一点鸡毛蒜皮的摩擦，便能点燃全村的火气。村长一声令下，便是战鼓催发，男女老幼齐上阵。连学堂里文弱的后生，也被家人捎信叫回，擎着扁担守在河沿；平日里最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这时都成了主力，抄起镐头、铁锨冲在最前面。至今，在村民家中还珍藏着祖辈留下的日记，寥寥数笔记载了百年前争水的械斗：“村中壮丁尽数仰躺河沿，村长断了一条腿。”文字粗陋，写不尽那场争斗的惨烈，更无法将底层百姓对水的刻骨渴望和盘托出。
　　在老人日渐模糊的记忆中，在村落口耳相传的闲话儿里，这样护水争水的“战役”多如牛毛，留下的创伤，如同当年老村长断了的腿，旷日不能愈合。就在这走投无路的年月里，外村集资打井、吃上井水的消息，恰如一场及时雨传到村里。外村有了井水灌溉，庄稼长势喜人，邻里也不再为多浇一垄、少浇一畦红脸，外村的姑娘，也愿意多看本村小伙几眼。还是那位断了一条腿的老村长，指着自己残腿发誓：打不成井，誓不为人。村中人那颗被干旱熬焦的心，瞬间掀起波澜。一村人空前团结，不分老幼，有钱捐钱，有粮献粮，终于把打井队请进了村。
　　勘测时，绕村数遍，却始终测寻不到水脉所在，眼看打井之事就要搁浅了，还是由瘸腿村长挑头，择了吉日，领着全村老少，在老坟台前焚起高香。又由村中最有学问的乡贤出面，从远方请来一位颇懂风水的先生，捧上罗盘，在村中逡巡三日三夜，最终把打井的位置着落在祖父菜地旁，说此处“藏风聚气，水脉绵长”。
　　打井那日，全村人自发上阵。青壮年纷纷加入打井队，挥镢刨土，老人、孩子端盆运泥，妇女们烧水送饭。井挖到三丈深，终于见了水，却是又苦又咸，烧开之后浮着一层白膜，入口后烧嘴烧心。村民和打井队员们见状并没有气馁，一鼓作气往下挖。直到五丈深处，井水的颜色突然变清了许多，尝上一口，清冽甘甜，这井算是打成了。
　　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井似乎还是缺了些什么，这时村里的老石匠，献出了自己珍藏半生，预备百年后作为坟头碑的青石，并由他亲自操刀，用石料将井衬砌起来。后来又遵瘸腿村长吩咐，在井沿儿刻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老石匠就又敲敲打打，凿坏了几把錾子，才把四个字刻得苍劲有力。自那以后，村里再没有为水红过脸，连邻村人也常来取水。曾经剑拔弩张的仇敌，因一口井，真正成了一家人。
　　井台，从来不只是汲水之处。它是消息的集散地，是人情的交汇点。清晨，天刚蒙蒙亮，妇女们便挑着扁担三三两两聚拢。她们就着井水照一照身影，拢一拢鬓边乱发，低声絮语着家长里短：谁家媳妇与婆婆置气，把婆婆拉到场院里评理；谁家又为宅基地闹了别扭，兄弟反目，让村里人戳脊梁骨。傍晚，劳作归来的汉子们，也总要在井边歇脚，哪怕家中耕牛待喂、老人待顾、妻儿等饭，日子像催命的鼓点，他们也必得每天来井台“点卯”，只为能在忙碌挣命的流年里喘歇一口气，用这珍贵的闲暇望一眼暮色四合的田野，哪怕没有一句话语，那沉默里，自有对土地的敬畏，有对未来的茫然，更有对儿孙成材的期盼。
　　我的祖父，也是当年挑水大军里的一员。他总在四、五更天起身，踏着晨昏出门挑水。那时他已四五十岁，腰比旁人弯得更甚，一双解放胶鞋磨穿了底，也能挑着水走得飞快，好似浑然不觉脚底的疼。直到他在一个冬天突发脑梗，实在挑不动水了，他也不肯把挑水的活交给两个儿子。对抢着担水的孩子，他厉声呵斥，让他们放下扁担，去做读书人该做的事。
　　祖父从不在井边多停留，也不打听村里的闲言碎语。在乡人眼里，他老实木讷。他到井边，以最稳的姿势把桶沉入水中，一晃一荡，桶便满了，担起就走。遇见熟人，也不多言语。祖父挑水归来，祖母已备好早饭，泡好大叶子茶，喂过了牲口，只等祖父放下扁担，把空瓮一一填满，这时，太阳恰好升起，满瓮水光折射暖阳，把窄小的院落照得透亮。
　　我幼时最是调皮，总爱趴在井沿往下望。井水昏黄，遮得住视线，却拦不住孩童的幻想。我总疑心井底藏着另一个世界，有会唱歌的鱼，有能实现愿望的老鳖。祖父怕我出事，便吓唬我，说井里住着井龙王，专抓调皮孩子，抓去做苦力，再也见不到爹娘。这话非但没吓住我，反倒让我更认定，这口井是连通人间与灵界的关隘，只要能通过便是一场修行，能越过去的人，便如孙悟空在炼丹炉里滚过百遍，炼就火眼金睛。
　　但可能是我天赋愚钝，也可能是家里人将我看得太紧，我始终没能“通过”修行，但幼时说话结巴的我，却在井边救过一个孩子。那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小女孩，跑到井边没刹住脚，一头栽了下去。大人们都惊呆了，而小小的我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扯起嗓子就喊：“快来人啊！有孩子掉井里了！”那一次，我喊得格外清楚，声音洪亮。母亲后来笑说，她听见我喊人的声音响亮，口齿也十分清晰，那颗害怕我是结巴的心，才算完全放下。总之那穿红花棉袄的孩子被大人用绳子从井里拖出，在泥地上捶背施救，吐出许多脏水，终是捡回一条命。
　　老井不只滋养着一村人，也滋养着祖父的菜地。鲁北多盐碱，种菜艰难，可祖父的菜地，却被他打理得常鲜常绿。每到收获时，祖父总要把菜分给邻里，尤其是孤寡老人。他常说：“井里的水是大家的，地里的菜，也该大家吃。”
　　上世纪六十年代，滨州兴建引黄灌区。黄河水顺着渠道流进村庄，曾经“春天白茫茫，夏天亮汪汪”的盐碱地渐渐换了模样。再后来，自来水通进村，压水井走进家家户户。老井渐渐少了人用，可井台边，依旧热闹。
　　后来有一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袭来。黄河水位骤降，引黄渠断流，压水井抽不出一滴水。唯有老井，依旧有水。邻村的人都赶来挑水，井台前排起长队，大家按户分时取水，竟没有一次争抢。那时我那年迈的祖父，受脑梗后遗症困扰，已经不能每天天不亮就去挑水，而他的两个儿子都远在城里，顾不上，全靠乡邻帮助挑水，才让我的祖父祖母度过了那个渴水的旱年。后来我父亲一一去道谢，乡邻都说“我们当初也吃过你家的菜！”
　　上大学之后，我偶尔从父母口中听闻老井的消息：井沿的青石被风雨冲刷得斑驳，断裂过几回；村里撤了压水井，换上电动水泵，老井彻底被冷落；祖父身体大不如前，却仍旧每天拄着拐杖，去井边坐坐……最近一次听闻老井的消息，便是它今冬明春就要被填埋了。如今，老井已被水泥板封住，压着石块，远远看过去，就像是田间地头的一块疤。
　　风又起了，掠过祖父的菜地。这里已规划成良田，换了人耕种，一眼望不尽的冬小麦喝足了水，在寒风里轻轻摇曳。我蹲下身，把手掌贴在青石井沿上。那石头被数代人的手掌磨得光滑，此刻却分外冰凉。我想起已去世多年的祖父，在他身体衰败之时也曾像我一样，把温热的手掌贴在井沿上，也许他会拄着拐杖，在井台边坐上整整一个下午，那时夕阳正好，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到能触到他曾引以为傲的菜地和更远处老坟台的荒草。他那时肯定没有挑水，也没有说话，只是坐着，像一口即将干涸的井，在等一场永远不会来的雨。风还在吹。渤海湾的冷风，此刻不再喊我，我站起身，最后望一眼这口老井。它沉默着，只以似有若无的水声回应我，满载着鲁北平原的厚重与坚韧，那是记忆在血脉里奔涌的声响，是一个村庄，对甘甜与恩情，永恒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