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性、代表性、主体性文化，黄河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品格和科学智慧，积淀着中华民族崇高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深沉的行为准则。自古以来，黄河流域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融汇交流的地方，不同族群和生产方式的反复交流碰撞融合，使其逐渐形成了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特质，以博大的气势、宽广的心胸，融汇外来，和谐共生,互通有无，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综合体，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历久弥新，不断演绎着旺盛创新动能和发展活力的不竭“黄河谣”。
　　晚报记者 孙洪师
　　精神思想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魂脉，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以“河图洛书”为载体的太极理论，形成了阴阳二元思维模式，而《周易》理论的诞生，是中国文化的直接源头，由此形成道儒法等诸子学说，这些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精神塑造具有深远影响。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汉字，更是源于黄河流域。汉字不仅是思想和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由象形文字发展出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方法，突破以形表意，体现出中华民族由形象思维到复杂抽象思维的发展演变。
　　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滨州丁公遗址，发现了被称为“汉字鼻祖”的丁公陶文，被考古界和历史学家界定为我国目前出土的最古老的陶书文字符号，比甲骨文早800多年。有文字工作者解读，丁公陶文和甲骨文以及后来所有的汉字一样，都是方块字。虽然有独体、有合体，字形还不够方块，但是这不妨碍它们独立成字。而且丁公陶文中造字的过程渗透着与汉字创造原则相通的原始思维，既有象形部分又有会意特质，和后来甲骨文卜辞造字者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对探讨甲骨文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佐证了汉字多源一统的漫长产生过程。
　　同时，这些文字还被著名史学家李学勤解读为：这是部落里一次进献物品的过程，敬献的是“驯养的狗”，展现的是“礼邦制度”的思想雏形，而饲养业的发展和猪狗的驯化，是滨州先民“取之于自然、食之于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体现，展现了滨州先民充分利用“人河相依”生态环境的创新之举和生动实践，是古代先民依托黄河特定环境长期观察思考的结果。
　　作为齐文化的发祥地，滨州在齐国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姜太公封于齐后，采取的是“因其俗，简其礼”的立国建邦之策，对当地土著居民东夷人的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各种礼仪制度等，因袭照旧，简化而行，不去强制革除。这一政策表明，在齐国境内，不强制推行周朝和周人的传统文化、习俗和礼仪制度；在齐国，无论是东夷人学习周人的习俗，还是各自保持自己的习惯，均各从其志，各随其愿。这样做的结果是：新建立的姜齐国家与当地土著夷人之间不会产生大的矛盾，不至于引起大的社会动乱，为齐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
　　齐国在齐地黄河流域推行的这些“去繁就简”的文化政策是黄河文化“兼容并蓄”的较早体现，为多元族群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展示平台和深邃的包容空间，这种包容性建立在尊重差异、和谐共生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开放心态下相互欣赏与接纳的包容。这些依据当地社会发展事实的做法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哲思，为齐国当时以及后来的发展创造了很重要的条件，有力地助推了齐国霸业的建立。
　　西汉千乘郡人倪宽“带经而锄”精研《五经》，因精通经学为汉武帝所赏识，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在任期间重视水利，首倡开凿六辅渠，使两岸更多的田地得到灌溉，使得原来的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为避免纠纷、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顾，又制定并颁布了“水令”，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关中地区出现了农业丰收、经济繁荣的局面。这种兴修水利、合理用水、规范用水的“水利”思想，蕴含着高度的生态智慧，是“水利兴、百业兴”的实践写照，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公元69年（永平十二年）东汉王景治理黄河，他认为，治理黄河不能恢复“禹河”故道，应当采取筑堤、修渠和建水门等综合手段，使“河汴”分流，彻底根除黄河水患。王景率领众人一面系统修筑了从濮阳到渤海郡千余里的黄河大堤，一面又整治了“汴渠”，新建了“汴渠”水门，治理后的黄河河道，经泰山北麓而向东，因距海较近，地势低，下行水较顺利，黄河决溢灾害明显减少，此后至唐代的近800年间未再发生较大水患，史称汉唐安流期。王景的治河思想既延续大禹的“疏导”哲思，又因地制宜地创新发展，在继承中有所突破，使得黄河继续安稳地造福两岸。
　　民族交融是宋金元时期滨州社会发展的鲜明特色，滨州地区作为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间矛盾冲突的缓冲地带，成为外地流民、移民涌入的重要区域，这使得滨州人口增长、人口分布、人口迁徙及民族构成均发生较大变化，因而颇具时代特色，而民族迁徙与融合也极大带动了思想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使得黄河两岸的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区域文化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元末明初战争频发、黄河决口等天灾人祸，使滨州地区备受摧残、人口锐减。明政权稳定后，鼓励垦荒和移民屯田，大量移民的到来，为滨州经济的恢复提供了足够的动力。政府还极为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在滨州地区规模较大的工程为疏浚大、小清河等，至于清理小河道，建塘坝、水库，更是多到难以统计。这些河道的浚通，有利于河水的泄洪防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水灾、旱灾所带来的威胁，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滨州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
　　在黄河流经滨州的漫长历史时空中，产生了纵横捭阖的“兵者国之大事”的“慎战”思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孙子智慧，彰显了“安国保民”的谋略智慧哲思；伏生誓死保护《尚书》，让《尚书》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得以传承，彰显了“护文脉”的使命哲思；龚遂治理渤海郡，秉持“教民均沾圣化”的“仁政”思想，“务在安民，政平讼理”，为地方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政治智慧哲思。正是这些人文精神和文化哲思的形成、发展、传承和融合，使得滨州区域的黄河文化充满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哲学思考，这种哲思指导和促进了黄河文化的赓续传承，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思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