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农业生产中的滨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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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报记者 孙洪师
  粟,又称谷子或小米,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之一。黄河流域出土的栗,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栽培粟实物遗存。粟的别名为稷,用以称呼农神和农官,“社稷”后来成为国家的代称。
  黄河流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这里的地势、水源、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宜农业发展,早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以粟为代表的旱作农业作物就在黄河流域萌发,滋养了一方人。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粟等农作物遗存;在黄河中游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发现粟类作物遗存;在黄河下游地区,粟类作物遗存发现在后李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这初步架构起了中华民族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远在先秦时代,见于历史记载的黄河河道有三条。一为《尚书·禹贡》所记载的“禹贡河”,二为《山海经》所记载的“山经河”,三为《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汉志河”。先秦时期,古滨州一带河湖密布,水源充足,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人们种植的农作物以粟类为主,水稻、菽等农作物也有出现,这里还是盐业生产的重要基地。
  距今8500-3000年的一段时期为气候大暖期,降水量大幅增长,植被带开始北迁西移。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原始农耕文明的诞生。孙家遗址是目前滨州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人类遗址,界定属于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年。彼时滨州南部山区丘陵平原地带气候温润,植物的根、茎、果等都是人们采集的目标,人们由此慢慢积累了植物的资源,为种植业的衍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有迹象表明,当地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以原始刀耕火种为主的初始农业,在原始农业诞生初期,与野草同源的粟类作物,对生长环境要求较低,更容易进入人类的视野,达到农作物的培育门槛,而黄河流域的土壤性质也有利于粟的播种,人们也在此基础上逐步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狩猎生活。
  古人利用原始的农业生产工具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搬上了历史舞台,使其在中国黄河流域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农业生产工具的制造运用与不断革新,为农业生产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距今7500-6100年的西南庄遗址则证明生产工具自北辛文化起就已有着严格的使用和细致的区分了,遗址出土的工具按功能来说,有翻地使用的石铲,收割用的石刀、蚌刀,加工粮食用的石磨盘、石磨棒,做饭用的鼎、釜、支脚之类的炉具,盆、碗、钵、器座之类的饮食器具。
  其中的石铲数量极多,有的大型石铲长度甚至达到20厘米以上,通体磨光,厚度很薄,十分有利于翻耕土地和清除杂草,证明当时的粮食种植已比较普遍,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较为先进的锄耕农业,并成为当时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
  小韩遗址是迄今为止已知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滨州和整个黄河三角洲地区最北端的分布,这些大汶口文化遗物为研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线索。至大汶口文化时期,滨州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饲养猪、狗等动物。农业是大汶口文化时期最主要的经济部门,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在陶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陶鬶、高柄杯等专用酒器,这是与农业发达,粮食出现剩余分不开的。
  龙山文化约距今4600-4000年之间,这是文献记载的夏代以前或与夏初略有交错的历史时期。根据《竹书纪年》等古文献推定,夏代纪年约在公元前21-前16世纪。按传统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观点,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是在夏代,即夏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形成和中央集权国家产生的时期。
  根据共识,文明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作为社会本质特征的时代,文字的产生、金属冶炼、城市、王权和礼制的出现都是它的组成要素。
  这些龙山文化遗物的发现说明,位于河海交会之地、地处河济之间的滨州迎来了文明时代的曙光,特别是到了龙山文化晚期,境内聚落遗址数量显著增加,聚落分布十分密集,说明当时人口有很大的增加。遗址面积大小和文化内涵丰富程度也出现很大差别,已经有了明显的等级,出现了若干普通聚落围绕一座中心聚落分布的社群结构,甚至出现了带有夯土墙体、具有明显防御功能以及与之相关生活功能的大型聚落,这种大型聚落集中了社会权力、高级手工业生产和贵族阶层,具备了“城”的元素,也即为古人所谓的“国”,可见彼时已形成了“国”“野”分居的社会组织格局,社会已普遍进入一个古国的时代。
  2024年商店镇国土空间规划公示稿首次披露了小韩遗址“大汶口文化城堤遗址”属性,遗址外围发现断续分布的夯土墙体遗迹,推测为聚落防御设施。小韩遗址可实证鲁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定居生活,出土器物组合反映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特征,城堤遗迹对研究史前聚落形态演变具有特殊价值。
  2025年考古研究简报指出,小韩遗址灰坑中发现炭化粟粒标本,可以推测出当时滨州境内的农作物种植依然以粟为主,而经过特殊加工的灰坑,可能是储藏粮食的窑穴,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时期鲁北地区农业结构提供了关键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