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国
　 老家的土地几乎被征用殆尽，只留下村口的边边角角。母亲说这样也好，再如同当年那样多，也拾掇不过来了,说着说着，眼里就开始闪出光来。母亲说，年轻时候真好啊，稻田、棉花还有麦子、玉米那些，最多的时候，到了三十多亩呢。这话很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说着当年曾在千军万马中，斩获多少敌军一样。母亲为了验证自己的功业，又大声地问父亲，耳背的父亲直直地看着母亲说：“你说啥，我听不见。”身经百战自然战功赫赫，可也留下一身的伤痕，对于母亲而言，除了手上和父亲一样都有厚厚的老茧，还有腰部的严重劳损，走在路上，像一个大大的直角三角板。
　　虽然父母已是病痛缠身，可在土地里劳作了一辈子，辛勤已经刻进了他们的骨头融进了他们的血液。尽管岁月消磨了他们的气力，可那股子坚韧的干劲儿，丝毫未减。他们把老家的院子，里里外外，都种满了。我大致估摸了一下，不下二十种。单说蔬菜，且不说平日常见的茄子、辣椒、黄瓜、豆角、芸豆、菠菜、香菜、油麦菜、韭菜、苦瓜、丝瓜、冬瓜、白菜、小葱、大葱、圆葱、西红柿，还有不知从哪里淘换来的秋葵，知道我们喜欢吃玉米，特意开出一块地来，种春玉米。除此之外，还栽种了苹果树、梨树、柿子树、香椿树、枣树、葡萄、桃树、杏树。从春风吹开始，到秋霜降为止，我们家连同前后邻居，蔬菜瓜果几乎不用买。有一回妹妹的同事路过，看见满院子的葱翠，以及隐藏其中的果实，便毫不客气一股脑儿塞了满满一后备箱。母亲想帮她一起摘，结果妹妹同事直摆手，说，您可不知道，从地里摘菜，那感觉太舒服了，太解压了。母亲没有听懂“解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只是嘱咐妹妹，让同事多拿一点。
　　妻子说，母亲是个有大智慧的人。我认为她说的有道理。她热心肠，很愿意帮助人，不管是自己的工夫还是东西，从不心疼。即便是在那些物质极度匮乏的日子里，母亲看到比自己还困难的乡邻，便会尽力帮助。可对于别人的给与，她总是心怀感恩，甚至是愧疚。母亲说，咱又没帮人家多少，人家给咱这么多，心里实在不落忍。母亲的这种想法，甚至影响到了她的生活。去年过生日，母亲说，要不你和你表哥表姐那些亲戚说，今年我这生日不过了，免得人家因为我花钱置物的。我说除了我小舅，你们这个大家，上年纪的也就剩下你了，再说，年来节到，下来庄稼蔬菜，你不也是大包小裹挨家挨户地送吗？母亲说，咱那些都是地里长的，不值钱。母亲总是惦记着她周边的人，总觉得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不易，却唯独对自己，视而不见。
　　一个腊月的晚上，吃过晚饭，我打算起身回自己的小家。母亲对我说，你等一下，和我去一趟你福田婶子家吧。我问怎么了，母亲说福田婶子原本在儿子家帮忙看孩子，和儿媳妇闹别扭，被儿媳妇赶回老家了。母亲叹了口气说，这都去了一年多了，老家里冷锅冷灶啥也没有，连个煤炉都没有，我把咱们家不用的煤炉找出来，又装了一些煤，玉米芯，还有白菜，南瓜，都在小推车上放好了，等下你帮我送过去，这么远的路，我自己怕送不过去。
　　我问为啥要晚上过去呢？母亲看看我，说，白天庄里庄乡的看到，背后说三道四的，让你婶子不更难受吗？于是我和母亲趁着夜色的掩护，把东西送过去。母亲没有让我进福田婶子的家。我在门外等着母亲。故乡的夜很安静，没有风，尽管是深冬，我也并没有感到寒冷，反倒是有一丝温暖在暗夜里漂浮着。高高低低的房子静默着，它们好像在想着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回来的路上，母亲走了一段路后，伸出手扶在我的胳膊上，并嘱咐我走慢一些。我的鼻子酸了一下，眼里流出泪来。
　　我的母亲老了。那个在我上初三的时候，来回跑了六十里路，去市区给我买黄大衣的母亲，如今，几百米的距离，已经走不了了。我在心里嘱咐自己，一定要常回家，再不行，就搬回家住。
　　后来，我和母亲说了我的想法，母亲不同意。母亲说她和我父亲身体还行，不用担心，只不过，东边老屋门道顶子的瓦松动了，有时间的话修一下。母亲的话当时我记在心上，可别的事情一忙，就忘在脑后了。我似乎已经习惯了母亲的牵挂，而对于母亲的嘱托，却往往一拖再拖。
　　老家是东西相连的两个院子，我们习惯地称东面为老院西面为新院，新院开门朝西，西面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老院和妹妹同龄，一九七六年垒成，新院和我儿子同龄，一九九六年建成。两个院子隔着一道院墙，为了出入方便，在院墙上开了一扇门，父母为了顺眼，又在门上面垒了一个小房顶，也就是母亲口中所说的门道顶子。因为是过道，因陋就简，只用三根木棍搭起一个屋脊来，上面铺了稻草苫子，糊上泥，再铺上瓦片。搭成后，父母也就没有再去留意它，任由它在岁月的风雨里，风干、枯败，直到母亲发现上面的瓦片有松动。而我却没有留意母亲的话，直到回家看到母亲左胳膊有异常，才知道是门道顶子上松动的瓦片掉落下来，砸伤了母亲。尽管母亲反复说没事没事，可我心里却十分愧疚。事不宜迟，有错就改，当即决定拆了重搭。
　　依照我的意见，把门道顶子拆了，也就算了。母亲说，那像什么样子啊？没里没外的。既然不同意，那就按照母亲的意思办。这些年来，我也自以为慢慢理解了“孝顺”，孝心，顺为先。
　　可是，眼是好汉，手是孬蛋。看着不大的一个活儿，真搭上手干起来，却也有些费力。关键是，在我认为，父母都老了，不能让他们插手。可单单我自己动手，却又很是狼狈。我先是搬出梯子，爬到顶子上，把上面的瓦片揭下来。我揭一片，递给下面的父亲摆放好。我一手扶着梯子，一手揭瓦，不多会儿，鼻洼鬓角这汗就下来了，并且大有漫延之势。等把屋顶上的草苫子除下来，我站在梯子上的腿都开始止不住地抖起来。我下来坐在板凳上喘息了一会儿，喝了点水，感觉头顶上的太阳也格外地炽热。并且奇怪的是，一丝风也没有，上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母亲心疼我，说：“要不明天再垒吧，这活又不着急。”我歇息了一会儿，身上积攒了一点力气，又按照父亲的意思，把两侧砖垛子拆除了一部分，其中腐朽碎裂的砖块清除出去，换成新砖再垒起来。中间又休息了两次，终于把砖垛子砌起来。我当即决定，明天再干，理由是天太热。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早，心想早上毕竟凉快一些。到家一看，母亲已经把地上的碎土堆在一起，加上水，准备和泥。我说，要不那个顶子搭一个平的吧，两根木棍搭上板子，再铺上塑料布，压上砖，也漏不了。母亲说，不像个样啊，那样还是门道吗？面对母亲的执拗，我无可奈何。于是按照母亲的意思，又按原先的样子，搭上三根木棍，再用钉子钉上木板，木板上铺上草苫子。然后我从梯子上下来，和泥。我个人认为，在农村，和泥是一项既要力气又要技术的活。首先，土要拍细碎，不然用的时候疙里疙瘩地粘不牢。其次，水要适度，少了太稠，多了则成了泥汤子。然后就是力气，一堆泥，要起码翻三四遍才能均匀。等我把泥和好，为难的事情又来了。我需要先把泥用铁锨扔到门道顶子上，然后再拿着泥板上去抹平，再铺瓦。然后再下来，扔泥，再爬上去。
　　要是有个人能搭把手，该有多好啊。
　　母亲说：“我上去吧。”我说不行。我心想，八十岁的老太太，爬房顶上去铺瓦，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不要了命了？
　　“我行啊。”母亲说，“我去年就到北屋房顶上修过瓦的。”
　　我说不行。
　　“我行啊。”母亲执拗地说。
　　“不行！”
　　当我大声地吼出这一声来，连自己都吓到了。我这还是第一次吼母亲。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竟突然之间心里有一股火气。是因为母亲的执拗吗？还是因为自己的无助和无力呢？我是多么想让自己的父母安享晚年啊，可是他们竟又要求这么高。
　　你自己上来下去的，忙不过来啊。母亲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阳阳打电话。
　　母亲说，这么点活儿，别叫他了，弄得他也一身泥。
　　我说，没事，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也该让他干点活。
　　我电话给儿子打过去，儿子睡眼惺忪地问干嘛？我说回老家干活，垒门道。儿子说非要今天么？正困呢。我大声说，赶紧的，混账东西。
　　母亲见我放下电话，又低声说，我真的行。
　　我没有再回应母亲的话，自己拿起铁锨，往顶子上扔了泥，然后，再顺着梯子爬上去，铺上瓦。就在我准备第二次扔泥的时候，儿子走进院子里来。看到儿子，我的心里猛然一酸。
　　儿子来了，也就相当于援军来了。于是我在下面扔泥，递瓦，儿子在顶子上抹泥，铺瓦，不多会儿，就完成了。母亲要给孙子下面条，儿子说不吃，要回去洗澡，开车走了。母亲问我吃不吃，我说也不吃，要回去洗澡。我也开车回自己的小家了。
　　隔了两天，我心里还是放心不下，趁着下班，绕路回老家看看。原先狼藉一片的门道已经收拾干净，再看那个门道顶子，和前两天有些不同。
　　母亲说，我自己又爬上去看了看，阳阳干活太大意，都没有摆严实，我又重新摆了摆。
　　我说，你咋没叫我呢？
　　母亲说，你那两天累够呛，还要上班，我就没有叫你。
　　看着母亲佝偻的腰身，我的心里又酸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忽然想起网上的一句话：如果天堂里可以以命抵命，那里一定排满了妈妈。我想把这话修改成：如果死亡可以以身相抵，那么死神的门口，一定是挤满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