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孙洪师 通讯员 舒 娜
　　早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就已出现原始农业。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窖穴、房屋、墓葬中，粟和黍的遗迹屡见不鲜，人们还发现了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大地湾等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7000年以上的黍；磁山、裴李岗、龙山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加工谷物的石磨棒和石磨盘；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猪、狗、羊、牛、鸡的骨骼层出不穷；齐山文化遗址中还有马骨和驴骨，后来的“六畜”在此时已经齐全。
　　传说神农尝百草，教人医药与农耕。其子柱，能植百谷百蔬。炎、黄、尧、舜、禹等率领众部落治理水患，经营农业。华夏祖先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培育出粟、黍、稷等农作物，驯养畜禽，在黄河流域作邑、作丘、作台，建起居所，发明了耒、铲、锄、石斧、石镰、石磨盘等木石骨农具，建造了大量的粮食窖穴，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便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发展了起来。
　　滨州自古以来就处于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古济水、漯水、大清河、黄河、徒骇河等都过境东流入海。“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得而食也”。得益于大禹治水，黄河流域的水灾基本得到控制，农业得以大力开发。所以，滨州文化在其诞生的源头就受到海洋文化和黄河文化的双重滋养，既是黄河文明带来的农耕文化，又带有追求工商渔盐之利的海洋文明色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黄土和水的文化。
　　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滨州农耕文化见证了中华农耕文明在黄河入海处的独特演绎，展现了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的生存智慧。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上，更深刻地反映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中。
　　因为地处黄河三角洲腹地，黄河带来的肥沃土壤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发展中，由黄河带来的黄土疏松而又肥沃，便于农耕者大范围开垦种地，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滨州人民培育出了适应当地环境的特色农作物，主要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瓜类。
　　粮食作物是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红薯。小麦以冬小麦为主，种植面积居诸粮之首。玉米，俗称“棒子”，为传统作物，品种繁杂，分春夏两季播种、麦收前套种。稻子有水稻、旱稻之分，有十余个品种，水稻主要集中在黄河两岸。
　　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花生等，滨州植棉始于元末明初，1578年(明万历六年)滨州植棉业已占农业生产的主导地位。滨州所产棉花，原棉洁白有丝光，霜前花纤维成熟度高，纤维长而细，拉力强度大，纺纱支数高，因而久为外地客商所青睐。民国时期，滨州棉花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就享有“滨州棉”的誉称，是山东省重点产棉地区之一。
　　隋唐五代时期，滨州农业获得较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作物的种类比较齐全。除了大面积种植粟、麦等粮食作物外，还出现大麦、豌豆、绿豆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二是农产品作为贡赋上供。唐朝朝廷向棣州开列的赋税名目主要以粟和小麦为主。五代时期，除了粟和小麦之外，还出现大麦、豌豆等税目。后唐时期以棣州为主的滨州区域的贡赋，主要还是粟和麦，这表明滨州区域特殊的泥沙质土壤适合粟、麦、桑、枣及防风、紫草等草本植物种植，而且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代表的农业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并具有一定品质性。
　　北宋初期成书的《太平御览》记载了黄河下游农业的生产状况，基本都是唐及五代时期农业生产情况的反映。其中最突出的是耕田法、种麦法、穗造法、调剂稻田水温法、桑田秸秆法及对节候、辨土、施肥、御旱、下种等农业耕作方法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以滨州为代表的黄河下游的农业水平。
　　明清时期，滨州地区的农田管理技术进一步精细化，清代时，二年三熟耕作制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康熙以后，随着滨州人口的不断增长与经济作物的扩大种植，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相对减少，粮食不足的矛盾日见突出。为增加粮食生产，除引种能适应贫瘠土地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外，进一步扩大主粮复种，提高耕地利用率，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自康熙以后，麦作在粮作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在滨州大部分地区，小麦已占到粮田面积的一半以上，成为第一大粮食作物。
　　黄河造成了境内土地盐碱化，不利于树木生长。除邹平南部山区有零星林业外，境内北部有成片野生的红荆条，又有大量枣林，冬枣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滨州人民培育出了适应当地环境的特色农作物——冬枣。它皮薄肉脆、甘甜可口，是滨州人民数百年选育的结晶。冬枣的种植不仅改变了农业结构，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将农耕文化与现代旅游相结合，展现了传统农业的现代生命力。
　　滨州农耕文化中还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智慧，这里的人们深谙“天人合一”之道。“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强调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类应顺应自然而非征服自然。农耕文化中的许多实践，都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强调根据自然规律进行农业生产，如春种、夏长、秋收、冬藏，通过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活动，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绿肥、复种、轮作普遍得到推广，间混套作也取得了新进展，广泛实行了以冬麦为中心的两年三熟制和一年两熟制，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生态农业体系。他们懂得轮作休耕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利用生物多样性来控制病虫害，创造了现代生态农业模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市农业经济以种植业为主，结构较为单一，1949年全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构成为92.9:1.3:4.6：1.2。2003年，全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构成为59.8：1.6：24.3：11.6：2.7。2023年优化调整为39.6：2.3：29.8：18.7：9.6，农业经济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结构转变。这种智慧不仅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为现代生态农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浩荡东流的黄河如母亲般滋养了这方土地和这里的儿女，更是形成了“天人合一”的黄河农耕文明。滨州农耕文化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生动缩影，它既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又面临着现代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在新时代背景下，滨州农耕文化正在焕发新的生机，为乡村振兴和文化传承提供着重要启示。这种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对过去的传承，更在于它对未来的启迪，它将在创新中永续传承，在发展中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