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底，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政治委员王叙坤率领第五团（欠第二营）共约1700人，从南皮、宁津、乐陵一带南下，到陵县大宗家村一带短期休整，被日军探知。
　　31日，日军安田大佐集结了德州、商河、临邑、宁津、济阳、东光、盐山等地的2000多步兵、炮兵，500余骑兵，星夜朝大宗家杀奔而来。
　　大宗家在陵县城东7公里处，全村不足60户人家，200多人。村的东北方向是赵玉枝家，东南方向是侯家，部队分别住在几个村里。五支队发现敌情后，立即向各部队下达转移命令。但为时已晚，日军已分两路包围了大宗家和侯家。
　　日军首先开火，战斗打响。霎时，大宗家和侯家两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曾国华、王叙坤和支队参谋长刘正、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等决定主动出击，组织力量干掉日军指挥部。
　　随着曾国华一声令下，骑兵连战士，飞身上马，飞一般冲向日军步兵阵地。躲在附近枣林里督战的日军安田大佐，见其骑兵伤亡惨重，便用旗语指挥包围侯家的日军，立即前来增援。五支队发现了枣林里的日军指挥所，立即抽出一连一个排和一个骑兵班，从沙丘后面转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枣林里的日军。安田大佐见势不妙，慌忙上马，在卫兵的保护下落荒而逃。但没逃多远，一颗手榴弹在安田坐骑旁爆炸，他被几块弹片击中了脑袋，一命呜呼。剩下的100多名敌骑兵也都撒马奔逃。
　　支队机关、骑兵连和五团主力虽然杀退了敌人的骑兵和前来增援的步兵，但五团团部仍被围困在大宗家，同数倍于己的日军进行着殊死战斗。于是，支队两处人马合为一路，杀奔大宗家，为五团团部解围。
　　大宗家的战斗十分艰苦。团长龙书金、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团特派员谢甲树等亲临前线，分头率领战士们在村子四周抗击日军的进攻。日军见久攻不下，便架起掷弹筒、小钢炮朝八路军阵地狂轰滥炸。部队伤亡很重，曾庆洪、朱挺先、谢甲树等先后壮烈牺牲。战士们被炮火压得抬不起头来，大批的日军却趁机攻上来，部队只得退守村内。
　　在村内，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由于寡不敌众，最后龙书金率战士们退守到村北面的一座“保险院”。
　　这个村里有个大地主，名叫钟子敬，时年70多岁。他家的围墙都是用青砖水泥砌成，四角建有高高的角楼，像座城堡，当地群众称它为“保险院”。
　　团直属队和特务连迅速占领“保险院”的有利地形，把机枪架在4个角楼上和围墙的垛口间，居高临下，横扫日军。日军也爬上附近的土屋向大院猛烈开火。一时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龙书金在院子里来回踱着步子，心情非常焦急。忽然，龙书金察觉到屋外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他正要出去看看，作战参谋刘克正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团长，子弹快光了，日军已逼近院墙脚了，怎么办？”
　　“那就用砖头、瓦片，决不让敌人再前进一步！”龙书金说着拔腿往外走。
　　“慢！龙团长！”钟子敬突然拄着拐杖拦住龙书金，“跟我来，我有办法。”
　　龙书金跟钟子敬及他的儿孙们一起来到后院的马厩旁。他们挪开了一条牲口槽，再掀掉槽下面的一块石板，露出一个又深又大的洞。洞里整齐地排放着十几只木箱。打开箱子一看，里面分装着枪支和黄灿灿的子弹。
　　“龙团长，这些枪支和弹药是我用来防盗护院的。”
　　“谢谢你，老人家！”龙书金激动地握住老人的手。
　　有了这些枪支弹药，战士们如虎添翼。顷刻间，把日军打退到30多米以外。但“保险院”仍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
　　过了一会，日军的后面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围困院子的日军纷纷溃退。原来曾国华率部队赶到了大宗家。团部机关、直属队和特务连的干部战士们见援兵到来，士气大振，冲出“保险院”，杀向敌群，同增援部队会合在一起，突出村外。
　　大宗家战斗从早晨打到傍晚，五支队指战员英勇顽强，奋力杀敌，消灭日军安田大佐以下400余人，打死日军战马100多匹，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在冀鲁边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此场恶战也使五支队受到较大损失，五团政委曾庆洪、政治部主任朱挺先、团特派员谢甲树等300余名干部战士为国捐躯，五团团长龙书金受重伤。
　　（本文原载于《渤海红色文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