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市黛溪中学 宋翠玲
　　小时候，一进腊月，年的味道一下子就弥漫了整个乡村。
　　五天一次的乡村大集，由原来的一上午变成了一天，规模也比之前不知扩大了几倍，赶集的人更是囊括了男女老幼。而我，对这些不怎么有兴趣，我所关心的只是切身的好处罢了。平日里，父母生活很节省，好看不中用的东西从不会出现在我家，但一涉及过年可就不一样了。父亲会买来很多很长的鞭炮，还会给我和姐姐买大把的滴滴金，这才是我所期待的。
　　寒假开始后的晚上，我们便像解了缰绳的马，男孩子们成群结伙地变着花样放鞭炮，“啪啪”“噼里啪啦”的爆炸声打破了乡村惯有的寂静，惹得大人们边笑边更加热烈地讨论着打算置办的年货。女孩子们胆小，大都只玩滴滴金，璀璨的火花在漆黑的夜晚格外迷人。即使手冻得像一根根胡萝卜，父母喊了一遍又一遍，却也只是紧答应慢动弹，不玩尽兴是绝不回家的。我和三姐胆子大，觉得玩滴滴金不过瘾，便也常与男孩子们一起玩鞭炮。在雪堆里掏个洞，把个二踢脚放进去，“啪”地一声，炸得雪花飞溅，引来我们比鞭炮似乎还响的笑声；找个破搪瓷缸，将鞭炮的引线从破洞中穿出，在鞭炮炸响的同时，搪瓷缸也被带到了空中，在我们大呼小叫中无比惨烈地摔落地下；我的堂哥有个绝活，就是把鞭炮攥在手心里，等要炸响的瞬间将其抛出，这是一般孩子所不敢的，所以，大家都用崇拜的眼光看他。堂哥很享受这份荣誉，屡屡教唆我们效仿他，却无一人敢尝试。只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记得有一年的初一上午，堂哥的手被炸得鲜血直流，好在大伯是中医，及时给他做了处理，才没有留下很明显的伤疤。再后来，堂哥被大伯带去外地读书，这绝活也就就此失传了。不知如今年过半百的堂哥是否还留存着这段记忆？
　　年的味道，更多与饭菜的香味混杂在一起。我们是个大家庭，父亲兄弟四个，奶奶有八个孙女，三个孙子，全部加起来共二十一口。大伯和小叔在外地工作，尤其是小叔，当时在效益特别好的国营饭店上班，于是，我家的年可就不一样了。每年三十的中午饭，都是在奶奶的院子里吃，不记得冷不冷了，只记得有吃不完的好东西，听不完的故事与笑话。父亲把煮好的肉、猪下货、酥锅、干果、水果等一应吃食堆满了桌子，大伯把他带来的稀罕物也拿出来，记得第一次吃香蕉时，我们土生土长在小村里的姐弟几个为了难，这么好看的东西，怎么吃？大伯告诉我们扒掉皮，只吃里面的瓤时，我们都无比的惋惜，觉得那么香、那么好看的皮扔了实在可惜，就偷偷地装在自己口袋里，想明天对着其他同伴炫耀。谁知一夜之后，那皮竟变得黑乎乎的，难看得实在没法显摆了。我家年三十的午饭，向来是小叔掌勺，流水席一样的大桌上摆满了各式菜肴，色香味真是没的说。小叔每年都会做一道大餐：葱爆海参，每人一个，那味道绝了。当时很少吃到海鲜的我们，只是觉得新鲜而已，不想它竟成了如今较为高档的菜品之一，顿觉自己幼时生活的奢靡。也有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记得有几年，小叔给我们涮羊肉吃，配上九环的涮羊肉调料。那时没吃过孜然，觉得那味道怪怪的。大人不好意思说破，就让着孩子们吃，说吃了有营养；孩子们呢，就说吃饱了，实在吃不下去了，趁机跑到外面躲开大人们一再热情的劝吃。之后，这涮了的羊肉和调料就被分配至各个小家，再之后究竟如何处理，我记不清了。这段记忆使得我参加工作之后给家里买东西，会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口味和习惯，尽量让所买的东西能够得到享用者的喜欢。
　　物质匮乏的当时，仪式感却一点都不缺失。三十晚上，一家人喝酒聊天，欢天喜地地守岁。初一早晨，早早起床，穿戴好新衣新鞋，吃过饺子之后，不用参与拜年的女孩子们就出发了。揣着家里给的两角钱，向黄河大堤进发，去到十几里地外的胡楼引黄闸。寒冬季节，堤岸两旁光秃秃的，连走路的人都遇不到几个，一路上除了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到了目的地，那里依然是寒风凛冽，景物萧瑟，看上一眼，立马掉转方向回来，每个人心里却都是说不出来的满足。路过乡政府旁的电影院，花一角钱买张电影票，再花一角钱买份爆米花和一捆膨香棍，看完这场电影，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完成了这过年的独特仪式。
　　之后的日子，就是跟着大人们走亲戚，串了东家串西家，也常在家招待亲戚。因为大伯在外地工作，只能过年回来，所以招待亲朋的事情就主要落在了我家。无论日子怎么拮据，年货的准备都是马虎不得的。父亲要面子，有多少亲戚来，需准备多少肉、多少菜，都是在心里合计了又合计。煮好的肉、做好的下水、炸好的菜，轻易是不能自家吃的。“万一再有亲戚来，总不能白菜梆子山药皮吧？”我们嘴馋时，父亲总如是说。直到确定再无人来了，下了让我们放开吃的指令，我们却发现装肉的盆里连肉末也没了，盛下水的瓮里只剩了一点汤汤水水。那无底洞似的肚子，在吃了几天的清汤寡水之后，又一次盼望年的到来，甚至连当时不喜欢的涮羊肉开始怀念起来。昨日回家团聚，满桌的饭菜剩下一堆，不禁感慨：想吃的时候没有，有了的时候又吃不动了！
　　我怀念记忆中老家的年！